在《托尔斯泰围巾》中，池莉更是花了极大的篇幅去叙述一个处于生活底层的小人物老扁担，并用整个花桥苑作为写作背景去衬托人物。这部作品的写作不再围绕着家长里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而是通过周边的各个人物将读者潜移默化地引入老扁担的世界。像老扁担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从事着花桥苑暴雨后装修中的挑运工作，唯唯诺诺、老实本分。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被整个小区排斥后不敢申诉，只能默默地表达着对小区居民们的尊重，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现代社会人心难测，真诚总是最为难得的，老扁担数月如一日的真诚感化了居民们。大家开始反思“自己忽略的破烂，竟是一个人的午饭与生计，心里一阵难过，又心酸也有歉意” 。原本为整个社会所看不起的老扁担逐渐在人们心里与他们自己站成了平等地位。人们开始关心他、爱护他，在力所能及的方面为他着想。在《托尔斯泰围巾》一作中，池莉以“我”的视角来辐射周边。小说中张华一直尊称“我”为作家，给读者一种池莉就是“我”的感觉，放弃旁知的叙述视角这一举动使整部作品一改上世纪末的叙事风格转为主观抒情之作，也使得整部作品的主体性大幅度提升。从作品表象来看，“我”仿佛是一个“零情感”的物体，不参与小区内的种种纠纷矛盾，但作品的叙事动力其实源于藏在文字背后的“我”，在看尽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后试图寻找他们生存意义的那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意味着池莉开始重视精神的力量，愿意真正潜下心去挖掘底层人民的内心，试图寻找支撑他们生活的那一点点闪光的东西。生存之痛依旧存在，可当形形色色的情绪、感觉涌入作品，当托尔斯泰围巾不再仅仅是一条羊毛围巾而是蕴藏着更多的时候，小说走向主体化、心灵化显而易见。从“生存”到“生活”，从“挣扎”到“崇高”，这即是池莉于新世纪阶段对小说内在精神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