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尼的作品出版后，不仅赢得了世界多国读者们的青睐，同时也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胡塞尼作品研究已涉及诸多领域，如主题分析、叙事研究、翻译研究以及后殖民研究等等。主题分析多从多视角对胡塞尼的作品进行研究，如2009年雷霁的硕士论文《踏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论<追风筝的人>之成长与救赎主题》、李青霜2012年发表的《绝望中的希望拯救生命的力量——评胡塞尼<灿烂千阳>》、陈倩2014年发表的《突围与回归<群山回唱>与胡塞尼的家国观》等等。而2011年刘义敏的硕士论文《文化身份的寻求——胡塞尼小说创作研究》、2012年刘哲的《<灿烂千阳>的新历史主义解读》、2016年陈琛元的《多元文化对话中文化身份的探寻——胡塞尼小说创作》等文章则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胡塞尼的作品进行了解析。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作品的移民文学属性，特别是涉及到的世界性、民族性、异域书写以及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探究胡塞尼的写作立场出发，分析其作品中的阿富汗族裔写作的特点，揭示其创作对世界少数族裔写作的启示意义。

一  写作立场：阿富汗的“良心”

提及“良心”，我们不难联想到伏尔泰、罗曼･罗兰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被称为“欧洲的良心”。关于“良心”，伏尔泰曾提出要求。他认为，学者们既要以理论探讨公平，也要为平民的苦难而呼喊。伏尔泰本人正是践行了这样的要求，极力呼吁公平正义。罗曼･罗兰为了争取人类的民主、自由和光明，终其一生都在奋斗，他的“良心”不仅体现在作品中，更体现在行动上。美籍阿富汗族裔作家胡塞尼在其创作中为世界读者展示了一个迥然不同于西方媒体报道中——“真实”的阿富汗。他将自己对于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沉重的反思浇灌在作品之中，深深震撼了读者，因此他被人们视作“阿富汗的良心”。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之后，阿富汗一度被世界舆论推至风口浪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这之前，阿富汗虽然不能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但可以说外界对其知之甚少。而当时，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阿富汗俨然成为了一个充满了战争、暴力、死亡的人间地狱，报道几乎都是围绕恐怖分子展开的，以负面话题为主，全然不见阿富汗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文化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事实上，据调查表明，“美国媒体对阿富汗的报道明显维护本国立场，最初的及时报道是建立在可靠的新闻来源和‘纯粹的事实’基础上的，但之后媒体报道的标准就开始下降了。”

作为移民到美国的阿富汗族裔，在看到西方媒体对于故国的歪曲和偏狭的报道时，胡塞尼感到痛苦和无奈。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唤起了他内心的良知，使他萌生了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阿富汗的想法。于是，胡塞尼就将小说的创作视角锁定在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上，以阿富汗的战乱为背景底色，书写在战争、、宗教压迫和极权主义折磨下的普通民众。对于工作稳定生活安稳的胡塞尼而言，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取可怜的稿费，而是“想将阿富汗展现在世界面前，让世界关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使阿富汗获得真切的关注。

然而，胡塞尼出于人类的良知和民族的责任为阿富汗书写这一写作立场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胡塞尼坦言，最初他是在为自己而写作，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讲好故事，对于自己最原始的创作动机，他曾在《追风筝的人》的前言中提及——只是创作兴趣被某一特定的场景或者某个特定的人物激起，就坐在案前强迫自己写出来。那时候，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好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作品写好后只打算束之高阁或顶多只有家人朋友阅读。写作立场变化的转机出现在《追风筝的人》开始创作的六个月后，双子塔倒塌，美国民众群情激愤，阿富汗与阿富汗人备受歧视。在当时，胡塞尼认为全美国不可能有人愿意听一个阿富汗人的诉说，反而还可能会认为他在利用一个悲剧来搏眼球，“如果把书稿投出去会有机会主义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个悲剧——尽管我创作这本书早在阿富汗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点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