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物质画面的历史真实和历史虚构的历史群像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时，笛安秉承切实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将系统庞杂的物质背景分化到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还原历史物质的日常化、生活化样貌。这样的安排自然也是为了承接作为文本核心的“人”的日常化书写。例如在服饰描述方面，令秧出嫁前嫂子为她做“水田衣”、大婚时身穿用“金线滚边的”真红对襟的大衫衣袖。“百孀宴”上，老夫人穿一件“枣红色刻有‘如意’纹样的袄”，着一条“青石色裙子”，一对典雅祖母绿耳环垂在银色的发丝下。为了搭衬老夫人的着装，令秧穿了花青色衣，配藤黄裙子，墨绿色络子的玉佩，梳一个简单梅花髻，妆容典雅、朴素。物质的外壳为重构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形象服务，两者表现出一种衬托和被衬托关系。笛安将琐碎的外部物质条件嵌入人物日常生活中，借以烘托不同情境下的人物形象，包括人物外形、心理状态和性格的塑造。笛安在人物的服饰书写上稍加笔墨点缀，“百孀宴”上老夫人的华贵气质，令秧的遗孀身份和她的聪明细腻一览无余。

在叙事技法方面，笛安嵌入式的书写方式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刺绣的美感，一针一线地把外化的物质色彩穿插在原本干净、清素的人物身上，随着一圈圈的走线，人物一点点呈现出复杂、立体、多面性的厚重感。换一个角度说，“物质文化史”时时刻刻反映出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史学家擅长从宏观的视角来考察历史，文学家倾向于在微观又全面的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求历史和人的内在发展规律。小说《南方有令秧》中，作者笛安也通过对日常话语和现实的情境的反复书写，不断地审视历史中人的精神内核。西方学者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定义为反映人类行为的自在自为的“类本质活动”，他们认为在惯性思维和重复的实践中处处着显露着人性本质，因此，倡导我们设身处地地体会和感知古人的生存境遇等，从“人们在日常情境中的生活经历”中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找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所以，不管是历史还是艺术，或许它们都能从所处的日常生活中被找寻到最本真的样子。

历史氛围的营造也是重构历史的至关重要的步骤。其中，历史中的人自然就是历史氛围的建造师。小说中，从令秧的个人成长历程的主干中横斜逸出的枝枝蔓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历史氛围营造的任务。年轻守寡的令秧成为家族中长老们翘首期盼的对象，笛安说“他们像灾民求雨那样，期盼着一个年轻的烈女。”他们希望通过令秧的殉节来为族中换取一块象征家族崇高荣耀的贞洁牌坊。族中的男人是渴望浩荡皇恩滋润的灾民，年少丧夫的令秧就是这场及时雨。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本是以所谓的“仁义道德”为价值准则，而家族中那些端坐在高堂上的“德高望重”、“含仁怀义”的男人们却只能靠逼死一个活生生的无辜女人来谋取他们虚荣背后的私利。荣耀光鲜的背后尽是他们打着道德幌子的耀武扬威和“强取豪夺”。一个虚伪但光鲜的外壳可以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没有谁在乎什么真正所谓的节气。不然在故事的结局，云巧试图将令秧种种不轨行为公诸于众的时候，族里的老人也不会在没有经过任何实际调查的情况下一口咬定云巧是个疯女人，不允许云巧再“造谣生事”。收获一座承载着全族荣誉的贞洁牌坊是令秧和他们一致的目标，至于它是靠着怎样腌臜不入流的手段得到的已经无关紧要。从一开始他们为了贪得这“贞洁”荣誉的荫泽逼迫令秧自裁，到最后明知令秧的为正统道义所不齿的种种行径，他们却心有灵犀地做起了睁眼瞎，这一切无一不在揭露着其刽子手和伪君子的本质。小说中更有地方县令因为令秧的节烈事迹而决定与唐家结亲，以巩固自己的声誉。谢舜珲为令秧划策“百孀宴”，也就是把和令秧一样为社会体制所认证的“道德标杆”式的人物聚集在一起为他们“庆功”，使她们的“妇德”名扬满天下。整个社会对于“贞洁烈妇”的重视和尊敬都突出了一种病态又扭曲的传统。相比之下，这又何异于鲁迅小说中“吃人”的社会？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思想占据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以理杀人”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