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有令秧》中的历史重构

   小说的文本性质给予了文学家文学虚构的权力，文学家的想象力是推动小说中历史诗性演绎的第一动力。文学家重构历史，通常是在自我的认知系统中进行的。但是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重构历史非常重要的是尊重基本的史实，它不能只是艺术上漫无边际、天马行空的想象，即不违背“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律”建构“似史的艺术世界”。 《南方有令秧》中对历史基本规律的尊重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画面的贴切还原，包括明朝历史背景下的物质、文化背景和氤氲着时代气息的历史人物。其次是对历史氛围的理性营造，将一个节妇的故事背景置于“以理杀人”的理学统治的朝代，并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中察觉“末世”中地方文人、乡绅、商贾的心态和生存状态。

历史资料记载的时间和空间都是限的，所以史学中关于历史的记载多采用粗线条概括式的记录方式，而历史长河中构成发生整体事件的个体境况被舍弃在正统史家叙事的边缘。比如旧史“列女传”中对众多节烈女的描述都是寥寥几句的简短陈述，其中大都交代事件主体和由主体构成的某一事件的结果，严重缺乏个人史立足的空间。然而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正史记载中的巨大空隙做出补充。小说《南方有令秧》中，令秧的个人成长史有一条最清晰的脉络，笛安从令秧的闺中生活写到出嫁丧夫、假孕求生、偷情产子、断臂取信到最后为爱自焚。小说写到令秧已经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要被许配给比她大几轮且素未谋面的唐简做填房夫人，而尚且只有十几岁的令秧几乎无从分辨事件的是非对错，所以无法趋利避害地为自己谋划所谓现实的出路。不同于现代社会中人会产生反抗本能，令秧无所适从甚至因为这件她十几年来的生活中从未出现的新鲜事产生了难以启齿的好奇心和渴望心理。“她想给自己梳个牡丹头——女人出嫁后才可以梳这样的发髻，她就是想偷偷看看这样的自己究竟好不好看。” 令秧还是一个尚未出阁的小姑娘，但是，她却一直默默羡慕着已为人妻的表姐。在令秧的眼里嫁了人的表姐已经是个有过去的妇人，而她什么都不是。闲暇时爱做的事是幻想自己的婆家，甚至会假想自己与表姐两女共侍一夫。四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没有滋生自由恋爱观和人权平等观，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依然是笛安笔下明朝女子令秧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笛安写到令秧在百无聊赖的闺中生活里萌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盼嫁心理。故事的开头，笛安极力还原了一个“无知”少女对未知生活和成长蜕变的羞怯期许。少女天真懵懂，不谙世事，但是对男权社会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本能的敬畏和依附的意识。很显然，笛安首先考虑到令秧是一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所以，笛安笔下的令秧不过是四百年前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和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文化共同孕育的深闺女子的一个化身。笛安在尽可能地构建一个完整的主观话语场的同时也充分地考虑到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她也认识到即使是虚构的历史人物也不应该仅是一个用于作者急切树立自我意识立场的表现工具。作者在不违背“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律”的前提下，通过重构历史时空竭力探寻历史的“真实性”。不去强调古代的无自主人权的婚嫁制度对女性的迫害进而凝练出其批判思想，笛安反其道而行之，放弃作为一个局外人、当代人权衡利弊的姿态，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替一个在青春懵懂时期对未知和未来拥有本真、美好懵懂憧憬的少女发声。不难看出，在历史的框架中，笛安通过赋予了主人公历史情境下的认知模式，力图达到塑造历史人物时的真实还原效果。这样一来，书写在纸张上的“人”也不再只是构成历史叙事的符号，而是历史情境中拥有自主独立意识的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读者的审美距离，消除了时间、地域和虚构文本带来的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