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关于科学教育政策的研究

针对科学教育提高科学素养的目的，国内外对科学教育政策的研究也有很多。国内外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政策，也随着之间的推移进行了调整。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一直很高，对此美国提出了诸多政策，如2061计划和STEM教育政策。“该计划以：“哈雷彗星”的运行周期为时限，将通过国家的大力支持，使下一次彗星划过天际时，美国能够完成全民科学素质升级的目的。[5]续润华在《美国2061计划倡导了哪些新的科学教育理论》一文中，阐述“美国2061计划在中小学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并系统的分析了该目标的具体落实方式以及学校所提供的各项保障性制度。文中指出，美国科学教育在方式、理念方面都十分注重创新，其课程改革不仅播惠于美国本土，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启示。”[19]袁会晴在《美国“2061计划”中的教学分析纬度对我国课堂教学评价的启示》一文中概括了美国“2061计划”的诸多标准“明确教学目标；尊重学生意见；强调学生的自主观察，而不事先为事件定性；塑造学生的科学观念；引导学生思考并阐述其观点；发现学生的优点、进步，予以鼓励。[20] 与此同时，美国在科学教育课程上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数学为基础，融工程、技术为一炉，以科学贯穿各个环节，而制定的STEM教育理念最为典型。STEM教育政策是1986年由联邦政府出台的，到21世纪以后，STEM教育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提高了美国在全球的国际竞争力。李天露在《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政策解读及其启示》一文中，概述了STEM的发展，并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并阐述了美国STEM教育制度能够成功的原因，如“政府相关机构与学校以及社会各团体的合作，为成功开展实施STEM教育政策提供了有力保障；联邦机构、国会以及各协会联盟共同致力于提高STEM教育，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实施管理系统。”同时，他也提出“教育理念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21]确实如此，美国科学教育的成功与否同政策的好坏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美国科学教育的成功给予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提出很大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国内的很多学者对于我国的科学教育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未政策的调整提出了建议。如廖娟基于对我国历史上教育政策的综合梳理，指出我国历史上政治、教育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学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祈愿，也是统治者所乐见。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下，教育以至仕为主要目标。而有关教育的政策，也往往融合在治政之策当中。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经史文献，所考核的也是文章策论。”[22]但是，我国古代只是单纯的教育，还没有涉及类似于西方的科学教育。直到近代，西方的诸多科学文化进入到我国，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更多的中国学者留学之后，引进了更多的科学教育政策。张凯针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展开研究，对史料所记载的有关政策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严密论证，他认为：“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教育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所以更侧重于技术门类。而西学东渐，也促使民国基础教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从政策角度来看，为了确保教育体系得以维持，民国政府还出台了多项保护性规定。虽然从整体水平来看，民国时期教育尚处在下游，但其科教方法、体系却已经初具雏形。”[3]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教育才真正进入现代化阶段。王飞通过分析80年代后国家所颁布的教育政策指出：“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而从国家层面来看，拥有人才，才能更好的在国际间竞逐。所以，出于培养科技型、创新型人才的目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款，用以保障素质教育的落实和推行。”同时，他还指出：“现如今虽然我国素质教育已经获得一定的成效，可是相比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而言，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关注与投入尚有不足。难以培养出大批量的高素质、科技型人才。”[23]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科技教育问题的研究，无论在质量还是规模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杨志成等人从新世纪以来的科技教育研究着手，做综述性分析，认为：“当前学界对科技教育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的效果；其二，相比其他教育门类而言，科技教育的发展水平；其三，科技教育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应用价值；其四，则是针对一些时效性较强的热点问题所展开的研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