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及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1956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发表了题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的文章，自此对增长理论的研究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重视，同时经济学家也开始将人力资本因素与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研究探索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日裔教授乌扎华引进教育部门修改索洛单纯生产部门的模型，拓展为包含教育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1986年，保尔·罗默提出罗默模型，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知识的积累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尝试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的技术决定论的增长模型相结合，并将其发展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提出了“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资本投资的依赖关系，即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7]。包括以上学者在内，大部分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进行研究。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建立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内生化增长模型分析框架之后，近年来又涌现出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主要方向是研究人力资本结构与增长效率的关系。如 Vandenbussche et a1（2006）利用19个 OECD 国家的数据，对其人力资本的构成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人力资本构成中，只有高等教育对TFP（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推动作用[8]。Grier（2005）选用非洲21个国家的数据，对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互动性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对应地区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又能提高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9]。

由上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外人力资本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长期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和束缚，一直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开始形成，扩展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丰富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当代国外学者主要研究重心在于人力资本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和机理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但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却相对不足，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逐渐增多。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针对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探索，成果丰硕。但是，国内关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截止2016年11月12日，在CNKI数据库上以“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做关键词搜索，仅有198篇文献资料。

在国家层面关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刘军、常远等（2012）以全国29个样本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评价研究，接着运用DEA二次计算将统计结果分类并提出改进建议[10]。罗润东、刘文（2008）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幅，得出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提升幅度最快，珠三角地区最慢的结论，并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11]。罗润东、郭建强（2009）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力资本竞争力状况比较，发现京津冀地区的人力资本竞争力综合优势最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区域应根据自身条件调整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以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12]。钱雪亚、李雪艳、赵吟佳（2013）利用收入法和成本法估算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提出利用“差分回报”计算人力资本社会收益的方法，并估算了1995-2009年代表性省份人力资本收入总额及其收益水平，结果表明全国及各省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额均小幅增长而收益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额与GDP之比的下降幅度最为显著[13]。刘军、刘璇（2010）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际人力资本水平基本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性，多数省市人力资本评价指标表现不平衡，存在一定的短板或不足[14]。白勇、马跃如（2013）采用随机前沿函数理论模型，以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构造人力资本投资的C-D生产函数，对2004-2009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得出技能培训、人口迁移、居民经济状况、对外贸易和制度变迁等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影响[15]。王刚（2014）采用DEA视窗分析模型，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及变化趋势进行测验，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偏低且部分省区呈下降趋势，并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与探索背后的原因，发现规模效率的变动是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16]。匡远凤（2012）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区域间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差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不同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差异比人力资本分布差异更大的结论[17]。封永刚、邓宗兵（2015）基于2001-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Bootstarp修正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31个省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空间关联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的特点，并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18]。阚大学（2012）通过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发现目前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水平不高，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由于规模效率的降低导致技术效率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增长呈负面影响[19]。孟晓晨、刘洋等（2005）利用生产函数研究发现，我国主要省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同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由此提出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20]。褚中志（200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人力资本的经济贡献率进行研究，发现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21]。骆永民（2010）基于四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研究评价，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外溢效应和门限效应，提出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较低省份的科教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较高的省份,不适宜从改进投资效率的思路来追求更快速的经济增长[22]。王刚、杨伟国（2015）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及各省区1998 -2012年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测算，发现在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年均增长速度方面，三大地区呈阶梯分布且差距在不断拉大，各地区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却在缩小，同时各地区人力资本产出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