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复杂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多次回朝做官，又被贬谪多次。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太多，才导致苏轼有了如此旷达的思想性格。

二.苏轼的词作概况及成就

苏轼留传下来的作品有很多，例如《东坡乐府》共计三百五十多首。对于苏轼的词，古往今来向来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是苏轼在整个古代文学史发展上的地位，即对词坛的发展和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雄伟、博大是苏轼词风的特征在气魄上的表现，敢于突破陈规成说是在法度上的表现。俞文豹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4]这阐述了东坡和柳永的词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区别的。陆游也曾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5]表示了“词为艳科”这一特性取决于词的起源与风格。直到北宋中期，词都被当时一些所谓的文人士大夫不太认可。古人有云：“诗庄词媚。”这种见识是十分传统的，有一定的迂腐性，体现了当时文坛上“诗尊词卑”的现象。欧阳修和柳永冲破了这一陈规观点，做出了自己的风格，但他们也只是增加了市井繁华和山水之乐的一些内容。而到了苏轼的时候，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突破了这种世俗公认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属于同一个根源同一个体系，在表现形式上诗与词虽有一定差别，但文学基调本应是差不多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6]认为苏词已褪去浮华，词中所体现的豪放、可以洗涤当时士大夫词的娇娆词风。

苏词一直以来被人们习惯性地视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之一，这也可以充分体现了苏轼对宋代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苏轼在文坛上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词意境的拓展。在苏轼之前，词多以写男女之情、抒发孤独之情为主，题材范围相对较小，苏轼为充分凸显出自己的品性，改变词的委婉，因此多以狩猎、怀古等为主要题材，表现不羁的性格和旷达的态度。苏轼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运用创造力，给词注入新鲜的血液，给予创作新的生命力，给词创造了完美的意境，创作出了很多流传古今的佳词。

二、以诗入词。即把作诗的一些表现写法与技巧用到作词上，是苏轼革新词体又一大造诣。刘辰翁说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7]说明苏词完善了词的意境，使意境的选择变得开阔起来，促进词的品质有所提升，改变了传统的词风。苏轼把词放在与诗相对等的高度，在词的创作中把诗的创作方式与意境默契运用进去，突破了传统创作词的方法束缚，使词变成了一种独立独特的抒情文学样式。

三.苏轼词的风格类型---豪放与婉约

（一）豪放风格

词一般可以分豪放和婉约两个大的种类，这个观点一般被认为是从明朝的张綖开始的，他认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词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8]婉约、豪放两类，本来是用来概括词体风格与结构的，而且作者的才气与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词的风格特点。而且同一个时代的徐师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9]可见，虽然豪放与婉约这两种并不足以囊括种类很多的宋词，但基本上有这两个大的种类，其实这样也有助于读者对宋词的阅读与对词艺术的理解。东坡曾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10]这是东坡在评论陈季平说的，代表了他的观点，由此可见，是为了革新传统的委婉娇娆词风而创出的豪放词风。东坡在对词进行变革的同时又遵循词本身的创作规律，而且不拘于传统形式上变革。东坡的词用笔气势恢弘，雄浑豪迈，题材范围广阔，表现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和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豪放词风虽独树一帜，但没有脱离了词创作的本意，苏轼的豪放词虽豪迈洒脱，但其中也蕴藏着他对仕途深深的无奈与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