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这里的“游牧”既指地理位置，也指心理归属。[4]严歌苓对弱势的群体和边缘化的人物有着独特的叙事热情。在严歌苓早年的系列的小说《磁性的草地》、《天浴》中，这种趋势就已然显示出来，这些作品描绘了边缘的人物——下乡女知青的生活。而后严歌苓笔下的移民人物形象系列，《扶桑》追忆了十九世纪移民潮的一个妓女，《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为了心爱的男人偷渡到美国，为了获得居留权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假装结婚。《红罗裙》中的“海云”只能希冀着婚姻中的五谷杂粮能换来她的生存。

严歌苓塑造这些边缘人物，特别是边缘的女性形象是柔软的、温厚的、顺从的。《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一个为了心爱的男人非法移民的中国女孩，在孤独和担惊受怕中存活者，甚至为了留在心爱的男人身边，与年过半百的老人结婚以获取居留权。”[5]她为所谓的爱抛弃了尊严和自我。扶桑作为被卖到大洋彼岸的窑姐，生活在最底层，忍受着阶级的压迫和身体的摧残。多鹤被卖到中国的一户普通农家作为一个生殖的器具而存在，以奇异的方式生活在这个家庭中。

然而，严歌苓塑造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宣扬或者控诉世界的残酷，也不是以这些女性的弱势、顺从、苦难来博取同情和泪水的消遣。严歌苓笔下的边缘人物，是极端的弱势地位和强大的生存能力与包容力的悖反。作者想挖掘和歌颂的是这些人物的生命力和人性深处的宽恕。《扶桑》中，当被拐的女子相继死去被扔进海里，扶桑凭着红薯和稀粥顽强的活下来。扶桑得了严重的疾病，被抛弃等死之时，也从未放弃生的希望。扶桑柔弱、顺从，看似没有力量，“但她同时也善良、宽容，她原谅侵犯她的男人，原谅这个世界对她的不公和给予她的苦难。” [6]而这种生命力和包容性，更多的是来自东方的传统的美德文化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