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迪伦作品的更新频率降低，曲风回归民谣路线，2001年出版了个人传记，书名取自其代表作《田园将芜胡不归》，2006年重回全美音乐榜榜首，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西方工业文明与反正统文化运动

60年代，伴随着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生育大潮，美国的社会矛盾的逐步显现，资本主义完成了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原始资本积累，勤俭禁欲、资本扩张和追求社会安定有序作为绝对道德及行为尺度的价值被消解，消费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年轻人为主体的“垮掉的一代”笃行自由主义信条，反感冷战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打压和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对源出新教伦理之上的西方工业文明和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加以质疑和批判，催生了被学界称之为“反主流文化运动”（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的亚文化运动，鲍勃·迪伦正是这一时期美国先锋文化发展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大量代表作正是这一阶段美国青年人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现。

例如1965年创作的《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迪伦用玩世不恭的轻快唱腔，以兼杂民谣和摇滚的演绎方式，唱出了许多晦涩而意蕴深刻的词句，例如“最好躲着那些拿高压水枪的人，做人要清清白白，当心那些便衣”（Better stay away from those/That carry around a fire hose/Keep a clean nose/Watch the plain clothes），“别去追寻什么领袖，瞧瞧停车计时器”（Don’t follow leaders/Watch the parkin’meters）等等，不仅体现出对传统民谣唱法的叛逆，也唱出了普罗大众厌倦政治斗争和在此之上对公民思想行为的约束，和对自由生活、情感伸张的渴望；又比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传世名作《随风而散》（Blowing in the Wind）中唱到：“战火要弥漫多少国度，才能永远止息”（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一个民族要历经多少抗争，才能重获新生”（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亲爱的，这答案就在耳边，它随风而逝”（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这似乎是一道难解的谜题，时代的困局拷问着所有人。《圣经》中耶和华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不可无故杀戮，否则你的剑敲不开天堂之门。”[3]迪伦在音乐中大胆质疑美国官方对宗教理念的解释霸权，表达了对弱小民族新生政权的支持和同情，将宗教的善意展现在世人面前，用感性的方式表达着理性的渴求和人文的关怀。

正如迪伦崇拜的20世纪早期美国民谣歌手伍迪·葛斯利（Woody Guthrie）吉他上的铭文：“这武器能打击法西斯”[4]，迪伦以音乐作为“批判的武器”，用自己的作品，将反战运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大潮下有着种种进步诉求的青年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使新兴音乐类型与左翼社会运动融为一体。1969年胡士托音乐节标志着这场文化运动的顶峰，几十万青年在雨中通宵达旦，用近乎“出格”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渴望，摇滚和民谣作为反正统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是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剪影，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对社会意识的映射。

 二、音乐与诗文的辩证关系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讲，音乐和文学都是表情达意的艺术门类，前者通过音符表达对世界的感知，而后者则以文字为载体抒发对生活的洞见；音乐节奏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文字表达则有详有略，有张有弛。远古时期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类先民首先创造了用简单的器物演绎有一定规则的音律，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诞生了语言和文字，反映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学应运而生，方兴未艾。从古时起，诗人便常以音乐为载体，进行萌芽期的诗文创作，可以说从那时起，诗歌与文学便和音乐形影相随，音乐是诗文内涵的延展与发散，诗文又不啻为对音乐的理解与阐释，在追求美感的方式和尺度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