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便以“顺应自然”为出发点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论证。横向提出共工和大禹正反两个例子，认为从原来的时候共工不顺应自然，打算要坠毁山陵，填塞池泽，为害天下。上天不赐福给他，百姓不顺应他的统治，所以祸乱并起，共工也因此灭亡。到了有虞氏的时候，崇地的诸侯鲧肆意胡为，重蹈共工的覆辙，尧在羽山诛杀了他（也有一种说法是将鲧流放羽山）。[ ]他儿子大禹知道过去的做法十分不合理，于是顺应自然的规律来处理水患。从此以后，气候变得正常，地上的作物生长旺盛，水患也很少发生，甚至火灾也很少出现；鬼神也不出来祸乱人间了，百姓也顺应帝王的统治，四季变得有序。所以只有按照大禹的方法遵守自然法则才能建功立业，得到大众的拥戴。正如来可泓在《国语直解》中所言“顺应自然才能得到上天的福佑而长治久安；违背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灾祸而失国绝嗣。”[ ]

   而能否成为统治者，也取决于他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祖先的地位。有的人，他们虽然是亡国之君的后代，但是因为他们顺应自然，也就是顺应天意，所以得到上天的恩宠，使得家族的香火不断延续。以至于后来夏灭亡之后，他们的封地、宗祠都得以保留，甚至可以统领天下。而那些后来又失去天下的人，必定是因为不顺应自然，甚至想要改造自然。太子晋得出结论“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所以现在我们的施政纲领恐怕有违背天理的地方，扰动了谷、洛二水的神灵，使它们争流相斗，以致为害王宫。所以太子晋认为周灵王想要通过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要改变施政纲领。到第三段，太子晋提出大禹和四岳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能行大义，遗泽于后代。当然，此处提到的大义指的就是顺应自然。太子晋在此处提出河水变道有可能是因为灵王施政有问题，这里的说辞成为了此次劝谏失败的原因之一。本来只是劝谏灵王放弃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此处又扩大了问题，指出水患的原因是灵王施政原则违背天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看见祸乱却仍然不知戒惧，所以才受到自然的惩罚，出现这些自然灾害。有些东西靠掩饰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陛下为了对应水患而修葺加固王宫，就像为了掩饰祸乱而帮人争斗，这样做得不偿失。之前我们的祖先不知警惕而惹怒了上天，至今还灾祸不断。如今我们修葺王宫就是又要去扩大这些灾害，惹怒了上天，恐怕会累及子孙，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第四段中，太子晋几处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劝灵王放弃堵塞水流，并且提出陛下为了应付河流激斗而修葺加固王宫，这是扩大祸乱并伤害自身的观点，言简意赅，有说服力。甚至提到如果陛下执意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因此遭受灾害，对周灵王来说是一种警示。

   纵向则以整个周朝的发展来看，周朝的祖先后稷顺应自然，逐渐消除祸乱。后来经过周朝历代君王的不懈努力，才逐渐安抚了百姓，可见要消除祸乱有多么艰难。从周厉王开始逐渐变更先王的治世方法，开始顺应自然，到现在为止已经历了十四个朝代。平息祸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招祸乱天下却很快。所以太子晋认为应该要顺应自然，才能更加心安理得的接受上天的赐福。而灵王改造自然的方法不可取。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定的局面是一代代君王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我们应该要珍惜，并且将这样的盛世延续下去。

能否得到上天的眷顾和我们所处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有的人祖先门第显赫却沦为了农夫，是不顺应自然的缘故；而农夫平民有的却担当了治国的重任，则是顺应了自然的缘故。《诗经》上说：“殷商亡国的教训近在咫尺”，陛下您何必去修葺加固王宫呢？那样做只会招致祸乱，用修葺加固王宫的方法来治理水患，对于天神来说是不祥，对于地物来说是不义，对于人民来说是不仁，对于时令来说是不顺，对于古训来说是不正。我们可以比照一下《诗经》、《尚书》中的例子，再听听百姓的看法，由此可见这些都是亡国之君的行为。所以对比来看，拥堵水流以治理水患并不是明智之举，希望周灵王可以改变主意。任何事情，如果不顺应“五则”，这就是没有法度的表现。我们想要治理好国家却没有法度，这都是亡国之君的做法。”这一段的劝谏很有力度，但是再次提到“亡国之君”这样的词汇，让灵王心里很不舒服，也是太子晋此次劝谏失败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