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方面，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Demirgue Kunt和Harry Huizinga（1999）以1988年至1995年的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来验证与他们的利息差价相关的因素。研究表明，税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重要负面影响，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都将税收压力转移到顾客身上，从而增加了利差。此外，发达国家的内资银行比外资银行更具竞争性，发展中国家的实况则正好反过来[16]。可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主导着全球银行体系。在中国，邓波（2015）认为利率的调整和变化是影响商业银行营业成果最直接的外部原因之一。并通过对中行、招行和南京银行三类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过去5年，在利息净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业务结构方面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指出在目前国内利率自由化背景下，未来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主要转变方向[5]。

在此基础上，部分国内学者根据目前国内形势，发现国内银行经营绩效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比如说，彭钰（2014）基于国内16家商业银行2013年的财务报表，分别从资产、负债和利润三方面展开量化研究。他发现，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利息收入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降低了其盈利能力[10]。虽然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成长地如火如荼，给传统银行业营造了新的挑战。可是，殊不知它其实是一把商业银行长远发展的“双刃剑”，在引发“鲶鱼效应”的同时又成为了银行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器。王光远（2015）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大势下，商业银行应从以下两点展开转型：1、主动联盟金融科技公司谋共赢，打造线上线下一条龙服务。2、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重新构造商业模式[11]。陈莹（2016）则从互联网金融中的代表——余额宝作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其成功原因和其对目前商业银行发展带来的冲击，从而指出国内商业银行应向零售型银行转型，并且在关注盈利能力的同时更应强调风险控制管理[3]。综上所述，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与互联网金融合作交流，大力开展线上零售业务，进而推进轻资产化营业模式。

还有一些文献则综合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在国外，B Amortapia，MT Tascon和JL Fanjul（2010）通过由La Porta等人提出的“债权人权利”指数和Shleifer数据库中的各银行信息分享得分，对1996年至2003年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银行数据展开研究。由结果可以看出，最赚钱的银行来自没有信用局的国家，该国的债权人权利保护较强。其次，信息共享水平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14]。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制度等原因，国内未设立信用局。但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信息共享透明化逐步提高，加剧了各银行间的商业竞争。Deger Alper和Adem Anbar（2011）选取2002年至2010年之间土耳其境内的10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在内部因素方面，资产规模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程度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而信贷组合和贷款拨备率对银行盈利程度产生显著的消极效应；在外部因素方面，只有实际利率对银行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5]。所以，土耳其银行业可以通过提高资产规模、非利息收入和资产质量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

在国内，陆静，阿拉腾苏道，尹宇明（2013）将中国144家商业银行1997年至2010年间的财务数据，以及各年度国内实际GDP增长率、利率等宏观变量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广义矩估计发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银行规模、银行存款的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真实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不良贷款率、坏账存量、存贷款基准利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率和利率波动率则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显著负相关[9]。这些数据指标都对国内银行业的盈利有重大影响，在后文进行工行盈利能力分析时可以参考。邢学艳（2011）则从产权结构（内因）和竞争环境（外因）两点出发，深入探讨国内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及利润来源。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一流外资银行的对比分析，对国内商业银行未来改革方向进行论述[13]。由于国外市场利率化进程和经贸开放都早于中国，所以一些一流外资银行的改革也较成熟，它们先进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值得国内商业银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