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内部融资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企业在获取外部融资成本时所受到的阻碍，被称为融资约束。为了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企业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即提高企业内部的现金流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外部融资。当融资需求仅靠内部现金流已经无法满足时，企业为了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只能通过外部融资的方法。在判断企业是否符合提供资金资助的条件时，投资者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对外披露和提供的财务信息依赖性较强。因此会计稳健性水平的高低很可能影响外部资金供给者是否向企业提供资金的决定。

本文选取制造业为样本，其原因在于该行业涉及面很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提出假设：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然后以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的方法来实证检验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产生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一）会计稳健性的综合研究

会计稳健性一度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依旧能够产生并且持续存在的呢？Watts(2003)认为，美国资本市场对会计稳健性的强烈需求是它产生的原因，并且会计稳健性能够提高契约效率，增添公司价值。毛新述和戴德明(2008)却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特殊的制度安排、企业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以及对会计和证券监管这三方面因素强化了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

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国外学者Devine(1963),  Sterling(1967),  Staubus(1985)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证明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 Basu(1997)发现了会计稳健性特征已经存在于美国上市公司中。在我国，李增泉和卢文彬(2003)发现了与Basu（1997）相同的结论，并首次证明了稳健性特征已经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中。但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曲晓辉和邱月华(2010)、肖成民和吕长江(2010)都发现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我国并不存在真的稳健性。李远鹏(2006)发现由于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我国上市公司的稳健性并不是真正的稳健性。

关于会计稳健性的衡量指标，国外学者Basu(1997)提出用盈余——股票收益率关系模型来衡量会计稳健性，Dietrich等(2007)认为只有满足某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时，盈余-股票收益率关系模型得到的结果才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实却很难满足那些苛刻的条件。但是Ryan(2006)认为用盈余——股票收益率关系模型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与其他方法相比,却是最直观的。新的衡量指标随着学者们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后续钻研相继被发现。Givoly & Hany(2000)研究发现，可以用盈余分布的偏度来衡量会计稳健性，且盈余分布的偏度为负的时候，会计盈余是稳健的。Khan & Watts(2009)通过改进了Basu(1997)的盈余-股票收益率关系模型，创立了稳健性指数(C-Score)。而我国国内的学者在研究会计稳健性的衡量方法时，主要是引用国外的衡量指标来检验对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的会计稳健性是否合适。张长海(2010)，张白和蔡楚悦(2016)都发现可以用C-Score模型来衡量我国的会计稳健性。Lingling Suo,  Kezhi Yang & Hao Ji(2013)采用Givoly & Hayn (2000)的方法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收益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配对测试和多元回归分析。

近年来，对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关于会计稳健性的衡量指标和存在性方面的研究，可关于稳健性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寥寥无几。关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方面问题，张敦力和李琳(2001)认为对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融资效用检验和对投资效用检验。刘嫦、袁琳(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银企关系有助于降低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对融资的研究是本节的重点，因此将会在后面进行详细介绍。